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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漫過高郵史,也漫過汪曾祺

這是二十年間,第四次去高郵。每次回去,心情都大不同,收獲也大不同。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去高郵肯定不是出於旅遊景點的吸引,畢竟揚州、蘇州、南京這些重點旅遊城市都離得不遠,到高郵也還沒有火車。不管是對於“青睞”的團隊,還是我帶去的三位研究生,他們的尋訪都與“汪曾祺”有關。“古有秦少遊,今有汪曾祺”本是高郵的兩張名片,而汪曾祺在當下的閱讀熱度,正在方興未艾。恰好他又是我定義的“城市傳記作者”。不知有多少“汪迷”、汪曾祺研究者心心念念,想親身來看一看《受戒》中明海出家的菩提庵,《大淖記事》中的大淖,《異秉》裏王二賣熏燒的保全堂,《戴車匠》《八千歲》裏的老街,《徙》裏高北溟執教的五小……或許看了之後,多少會有些失望,但正如“頂級汪迷”蘇北所言,小說裏的地名與人物立時變得鮮活起來,不再是憑空想象。
 
而我的身份,比較多重。我既是一個汪曾祺的研究者,也算是高郵流散在外的子孫。雖然從小沒在高郵呆過,但戶口簿、學生證上明晃晃的“籍貫:江蘇高郵”總是一種印記與提醒。
 
 
1987年,生長在四川的父親頭次回高郵。當時汪曾祺自然已是文學名家,但還沒有今日的地位。因此父親去高郵,還是為了追尋從小在曾祖母、祖父、三祖父口中聽得太多的故鄉。他在遊記裏寫道:
 
站在汽車站前麵的公路上,往南,可望見建於明萬曆年間的淨土寺塔;往東,可望見文遊台。西麵有三條馬路通向城內:居中一條通至北門口,兩旁是機關、住宅和商店,可算作新城的中心。北邊的一條環城而行,接通繼續北上的公路。南邊那條馬路通向舊城東門。三條馬路都是新修築的,我挑了南邊那條路進城。
 
城門口是縣立中學,似頗大,未入。過縣立小學(今名實驗小學),記得父親說過他曾在此就讀,便入內看了看。房屋大抵還是解放前或五十年代所建,沒有什麼新的氣象。
 
父親看到的高郵,三十二年來,變化當然巨大,但舊城格局仍在。他那年去高郵,最想看的是造成這座“盂城”(高郵縣城低於運河與高郵湖水麵,形似覆盆而得此名)的大運河,隻因“祖母在世時常常說起,運河高郵段河床高於街麵,發大水時河麵竟與城牆一般兒高,一旦堤潰,水頭勢不可擋,淹至屋簷。人們隻好蹲踞在迭起的八仙桌上,或坐進洗澡的大木盆,隨水漂去。結局可想”。
 
這次看運河故道,夕陽西下,漁舟二三,波光映日,柳影婆娑,於清風碧草中徜徉,大略很難想象1931年大水決口時城為澤國,人為魚鱉的淒惶圖景。隻是我每逢走到運河堤上,總會想起父親當年在此的“招魂”:“魂兮歸來,祖父!魂兮歸來,祖母!魂兮歸來,絅叔!你們遠離故鄉,顛沛流離,飽經苦難。願你們魂歸故土,永得安寧!”
 
關於那段家史,也是大時代中平凡家庭的常見“運命”,不必細說。此次去高郵,我想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何以清末至民國,總是發生“保堤”“保壩”之爭。
 
據新編《高郵縣誌》,自明萬曆十九年(1591)至民國三十七年(1948)的357年間,高郵共發生127次較大水災,平均不到三年就發生一次。蘇北淮河流域一帶鳳凰彩票、鳳凰彩票的發展,一直無法追趕蘇南,最大的原因就是水災頻繁,裏下河農民連種稻也隻敢選“三十子”“嚇一跳”這樣的品種,這類稻種收獲期早(五月底我們在菱塘一帶已經見到早稻收割),稻稈高,但產量很低。裏下河長年選種這類早稻,隻為了避開夏天很可能爆發的水災。
而且,高郵等地的水災,不僅僅是天災與地形所致,還跟河官、鹽官之爭有關。河官要保田安民,主張盡早盡快泄洪,而鹽官與鹽商為了保證北上的漕運,始終要保證大運河的水量。一到多雨季節,這種衝突就會異常劇烈。一旦高郵湖水與運河上遊暴漲,就有可能引致“淮水歸海”的決策——說穿了就是讓大水漫過高郵、興化等地,流入黃海。至於這一帶的田地房舍,人口牲畜,就隻能自求多福了。
 
一般人讀汪曾祺,很容易留意到他的文字裏有大量水的意象,汪曾祺自己也說:“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我是在水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但汪曾祺也在《自報家門》說明“我們那裏的水平常總是柔軟的,平和的,靜靜地流著”,然而“水有時是洶湧澎湃的”。高郵的水,暴烈起來讓人難以想象。因此“水”對高郵地域鳳凰彩票性格的影響,必然是雙重的,既有柔軟、平和、沉靜的一麵,也有變動、激越、無常的一麵。
比如我們這次去清水潭度假村,看到的都是水平如鏡,千鳥翔集,林壑幽深,曲徑勾畫,誰能想到,自北宋到民國,這裏是運河堤防最險之處,曆代記敘不絕如縷,明萬曆年間,高郵州判官羅文翰為保大堤,被洪水吞沒,州民集資建有羅公祠以為紀念。同治五年(1806),清水潭大決,決口寬達三百八十餘丈(1200多米),二十裏範圍內人船無一幸免。汪曾祺的曾外祖父談人格有《清水潭決紀事》記敘此事:“可憐千萬村,濁浪迷高低。富家得船去,餘劫歸犬雞。貧者不及遷,汩沒如鳧鷖。”
 
像這樣的例子,在高郵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實地訪察之後,我終於更能明白與體會“水”之於高郵的意義。作為一名研究者,要理解高郵,理解汪曾祺,如果沒有這種“跳出來”的眼界,我想還不能全麵地理解汪曾祺筆下的“水鄉”意蘊。愛好者當然可能集中心神於追尋美,體味美,但看見一些曆史的慘烈之處,正如“樂景寫哀,哀景寫樂,倍增其哀樂”,或許更能珍惜汪曾祺筆下的詩意與溫情。
 
本文首發於《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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