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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夥計倆禮拜,北京祥子累一年

大家好,歡迎收聽今天的早茶夜讀。我是楊早。
 
今天還是輪到我給大家談一談《二馬》這篇小說。
 
果不其然,在已經讓您看見的前麵五篇書評當中,大部分人會關心中英之間的比較,尤其是中國人和英國人之間的互看——這當然也是老舍寫這篇小說的題中應有之義。包括“愛還是不愛?為什麼不能愛?以及中國要怎麼看自己?中國要怎麼通過英國人的眼睛看自己?”
 
還有像李子那樣,一看到父親的女兒的愛,忍不住開始父愛泛濫!這也是一種把小說跟自己的生活結合起來的方法。關於《二馬》這部小說,初看當然也很久了,初讀和現在讀之間,有很大的區別。
 
比如說對小說本身,我曾經總結三個字,叫做“淺,真,土”。
 
什麼叫“淺”?小說裏麵沒有談什麼難懂的事情,至作者是掏心剖肺的用這種評論,讓各種不同的角色代言,不管是李子榮也好,馬威也好,甚至老馬,他們所想的,他們所說的,把作者想告訴你的道理全都放出來。
 
這其實是一種技巧還不夠的表現。感覺是憋不住話,非說不可。但這是一個作者初期寫作的時候常有的狀況,不能夠厚責。而後期老舍的文風,他的敘述技巧,就好很多,就不會這麼直白了。我們知道直白是小說的一種大忌,讓筆下的人物變成一個個像演說家一樣,巴拉巴拉講一大堆道理——當然有這種共鳴感的讀者看了以後會很爽,但是說完以後,你再想想也就沒什麼了。
 
第二點是“真”。真的好處就是,老舍那幾年的不愉快的倫敦生涯給他帶來的各種感想,他把它們都放到了《二馬》當中去,雖然他說裏麵沒有一個人是真實的,也沒有一件事真實發生過,但是很顯然小說中描寫的這種心態,比如說英國人對中國人瞧不起,中國人對自個兒瞧不起,中國人互相之間的瞧不上——一個維新鬼,一個保守主義者,他們互相之間老吵架,等等。這些關係,老舍都在《二馬》裏麵描寫了出來,這是一部很真實的“中國人在英國”的圖景,所以把《二馬》當成一種曆史看,也是很自然的。
 
包括連東倫敦的中國工人不也分成兩派,對吧?老舍這裏麵有褒貶,他尤其不喜歡的,跟在《趙子曰》裏一樣,尤其不喜歡那些鬧事的學生,覺得他們完全白瞎了金錢和功夫。這是《二馬》“真”的一方麵。
 
再說什麼叫“土”?其實是老舍有意為之。他會直接地把英國的各種東西給直接好像放在了北京。比如說Gordon Street,他不叫做“戈登街”,也不叫“戈登路”,他叫“戈登胡同”。又比如說便士,他叫“銅子”,等等。
 
包括《二馬》裏麵的人說話,都是一水的北京話。讓我想起1980年代時候的港片,裏麵的每個人,甭管你是日本人,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甭管是哪兒的吧,說話都是一口的廣東話,都是配音的。當時有種感覺就是“天下大同了嗎?”全鳳凰彩票的人都在說廣東話!
 
我覺得這也是地域鳳凰彩票發展初期,保守著自己獨立疆域的時候的一個特點。我記得那個時候還有個爭論,就是金庸的電視劇,比如《射雕》或者是《神雕》裏麵的這些角色,應不應該講廣東話?有些北方來的文人學者提出抗議,說你們老讓公主、皇上在劇集裏口口聲聲“搞乜嘢”,好像不是特別好。但是大家也習慣了,對吧?後來一直下來金庸電視劇裏麵,甭管什麼人,堅持講廣東話已經成為了一個慣例,就好像京劇裏麵,甭管哪朝哪代的人,他講的都是徽班進京以後形成的那種念白,對吧?“大膽的盜賊”……就是這樣一種狀態,這是早期的狀況。
 
當然現在港片你再去看,也不一樣,裏麵人是該說英語說英語,該說日語說日語,該說普通話說普通話,這就比較回複到人本身的身份。這是很有意思的一種敘事轉換,就是到底讓人怎麼說話。
 
老舍那個時候寫《二馬》,他讓所有的人都說北京話,看上去你就會覺得很奇怪,除了貨幣和景物以外,好像說是在北京發生的故事,也沒有什麼違和感,這是挺有意思的一個特點,就叫做“土”。這些是我長期以來對《二馬》的看法。
 
這次重讀《二馬》,我就關心其中一件事,我關心裏麵的物價。這一點真的很難得,你說現在怎麼才能知道1920年代英國倫敦的物價?我都想不出,我除非去讀相關著作,但是在《二馬》裏麵就很清楚。而且,由於描寫得很清楚,如果是循著物價這條線來看《二馬》的話,你其實會發現真正活得有錢的人,並不是看不上中國人的伊牧師,伊太太或者是溫都寡婦或者是瑪力,不是這些人。真正活得比較好的,除了裏麵的豪富之家——西門博士和西門太太,他們一晚上宴客就能花幾百鎊——除了你們以外,真正有錢的是二馬,或者說是老馬。
 
為什麼呢?我們看看當時的物價,比如說從收入來說,不管是溫都寡婦當打字員,還是李子榮看鋪子,他們一周的周薪(英國主要是按周薪來計算),都是兩鎊到三鎊。像瑪力這樣的小姑娘,她賣帽子,沒什麼學曆,一個禮拜隻掙16個先令,16個先令還不到一鎊,因為一鎊相當於20個先令(此處口誤)。她掙的錢大概就是她母親的一半不到。
 
二馬來了倫敦,租住溫都太太的房子,兩個房間,包早飯和晚飯,這樣一個禮拜也不過就是四鎊十五個先令。二馬開的鋪子,一個月下來什麼情況呢?賠了十五英鎊。而據馬威敘述,他們來了兩個月,由於他爸爸特別喜歡請別人吃飯,所以一個多月下來他們花了二百多鎊,這都很不正常——馬威曾經問過李子榮,“在倫敦一個人至少花多少錢?”李子榮說:“至少二十鎊錢一個月,但是我是個例外,因為我在這兒這麼些日子了,一頓中國飯沒吃過,不是我吃不起一頓,而是怕一吃開了頭,就非常吃不可。”
 
在倫敦,中國飯比英國飯貴多了。比如像李子榮那樣,十個便士吃一頓,或者說一開始伊牧師帶二馬去吃飯,幾塊麵包,一杯啤酒,一個先令多一點。中國菜可不是這樣的價格。老馬經常喜歡去狀元樓吃中國菜,還差點入股。所以你看他的挑費就特別高。
 
所以在整個英國的消費層次,其實二馬排挺高的,遠遠超過了瞧不起他們的那些大英帝國子民。所以才會出現老馬去挑二十鎊以上的戒指,會被店家輕視,甚至導致了溫都太太和老馬的決裂。
 
裏麵的物價,一碰到老馬這樣的中國人,就會變得不正常。二馬去花園掃墓的時候,老馬給了送花的老太太十先令一張票子,這是給得相當高的小費(後來馬威去植物園隻給了看門人一個便士)。老馬醉倒街頭被出租車送回來,馬威給了出租車司機一鎊錢,這也是給得很高的小費,這裏是襯出中國人那種好麵子。
 
反過來看溫都太太和他的女兒,每個月收入不高不說,兩人還算得很清楚。瑪力說“媽!你還該我六個銅子”,溫都太太摸了摸小兜,還真是沒有六個銅子!不得不說“明天還你!一定!”所以當老馬拿著一個值五鎊十個先令的茶壺送給溫都太太,一下子就能夠贏得溫度太太的好感,他們倆後來能走到一塊,跟老馬這種土豪行為其實是有關係的。
 
但是,老馬的這種奢侈行為,用的是他哥哥在英國掙的錢。照李子榮的說法,老馬哥哥給他們留下了二千來鎊錢,這還不是賣古玩掙下的,那就相當的了不起了。老馬也就是個不爭氣的二代!
 
我們把眼光跳出倫敦和英國,跟中國的物價比比,又怎麼樣呢?
 
還是說送溫都太太那把茶壺。“五鎊十個先令!”馬老先生把頭歪著擠過去看:“可不是,合多少中國錢?六十來塊!冤人的事,六十來塊買個茶壺!在東安市場花一塊二毛錢買把,準比這個大!”當然老馬是不太懂,茶壺不是論大小的,但是比價就看出來了,五鎊十個先令相當於六十來塊,那也就是說英鎊跟中國錢的比值基本上是1:10。
 
老馬他們兩個月花了200多鎊,相當於中國錢多少?2000多銀元。那這個時候中國普通人的花費是多少?
 
1920年代,北京市的物價開始上漲。1922年,中國華北一個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費是每年150塊錢,也就是每個月12元5角。
 
1923年清華大學校和燕京大學對於成府村的抽樣調查,抽調了91家人,發現每年的平均用度是135元,就是每個月10元2角。
 
1924年李景漢和甘布爾對北京市抽樣調查,北京平民五口之家每月用費平均是14元2角5分,每年是171元——你看北京市民這一階段的用度,差不多就集中在每家每月10到15元之間。
 
1924年陳達在新華學校對人力車夫的調查——這就是祥子他們了——每個月每個車夫花費是5元7角3分,每年花費不超過70元。我們想想,祥子買一輛車多少錢?100元,這100元就已經相當於他一年半的用度。而這100元放在倫敦,隻不過夠買兩個小茶壺,或者說隻夠支付李子榮三個禮拜的工薪。
 
這麼一比,你就知道當二馬從北京到了倫敦,他們的花銷是擴大成了一個什麼樣的情況。《二馬》的背景是在1920年代中期,這個時候正好是一戰之後,歐洲鳳凰彩票開始慢慢恢複,但這種恢複主要是在戰勝國,也就是英國和法國,物價開始慢慢地爬升,才會出現像西門博士那樣一晚上能花幾百的情況。
 
但普通人還是有限,即使像在中國泡那麼多年的伊牧師,他自己說他的養老金也就是一年120鎊,平均每個月是10鎊的錢。而溫都太太,大概一個月的收入就是12鎊。也就是說,英國人平均每個月的用度,基本相當於中國同等家庭的十倍以上。所以我們從《二馬》當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英國當時社會的物價,以及中英之間的物價比較,我覺得這次重看《二馬》,這方麵我特別地長知識,從前讀的時候都沒怎麼關心。
 
大家以後看民國小說,也不妨從這個角度去考察一下,了解下過去的人是怎麼生活的。
 
好,這就是今天的早茶夜讀,談論《二馬》。下周我們會開始另外一篇老舍的小說,我們下周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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