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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將情懷和興趣轉化為學問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係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鳳凰彩票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與北京大學合聘)。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教育部頒發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1995,1998,2003,2009,2013)及第四屆思勉原創獎(2017)等。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曆史與進入五四》《當代中國人文觀察》《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等三十餘種。
 
 
2014年,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陳平原60歲生日時,他的夫人夏曉虹教授收集了20餘年來他的眾弟子發表的、有關他的著作的書評,彙成《弟子書》以為賀禮。書冊中附有一張書簽,上麵抄了陳平原2009年《另一種學術史》裏的一段話:
 
“假如承認好學者大都‘學問’背後有‘情懷’,而不僅僅是‘著述等身’,那麼,最能理解其趣味與思路的,往往是及門弟子。理由很簡單,親承音旨,確實給了弟子更多就近觀察的機會,使得其更能體貼師長那些學問背後的人生。”
 
作為其及門弟子之一,筆者來寫陳平原教授,“就近觀察”大抵是有的,“客觀公正”則基本做不到——不是因為成心諂諛或是為尊者諱,而是弟子的立場、學風的傳承、關係的親疏,都會影響將老師與同時代人相比較時的眼光。隻能自勉“有一說一”,寫寫筆者心目中的陳平原教授的形象。
 
 
2018年11月30日,第十二屆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揭曉,陳平原的新著《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入選其中。而且,這本書還被評為“年度推薦書”。評委會給出的推薦語是:“作者積二十年之功,搜集史料,解說‘畫報’,本書是集中成果的展示。借畫報的圖像敘事的研究,納社會風俗、鳳凰彩票思潮、審美趣味於一書,對西學東漸、中外互動、古今對話有了具體而微的發現,從而走進晚清曆史的幽微之處。本書聚焦一點,觸角卻很多,在這方麵的研究,作者雖不居開創地位,然而,它的很多篇章卻有示範之力,也必將影響今後的同類研究。”
 
有意思的是,這本厚達500多頁的巨著在參與評選時,並非被歸入“人文”或“文學”,它所屬的分類是“藝術”。這個小細節傳遞出的內涵很豐富,正如陳平原此前的“大學五書”等多種著作直指中國高等教育一般,《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似乎又是一次“跨界”的衝擊。對於以“文學史家”名世的陳平原來說,他的學術研究,還有多少種可能?
 
 
與友人首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雖然早在1978年4月,陳平原就已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自己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但作為“金七七”(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他正式得到學界的注目,是1985年與錢理群、黃子平合作,在《文學評論》發表了《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讀書》發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此時,陳平原尚是北京大學中文係的博士研究生,師從王瑤,攻讀中國現代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二字,現在多被人理解為時間概念,即1919至1949年,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重合。然而,當陳平原的導師王瑤創設這一學科時,“現代”強調的是這一範疇的革命性與創新性。王瑤的奠基之作《中國新文學史稿》(1951、1953)書名中的“新”字就能說明這一用意。
 
而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共同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則在當時最大可能地擺脫了“革命性”“人民性”等文學史的窠臼,將從晚清到“新時期”的中國文學打通理解,展現出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兩個側麵:歐化與民族化,創設了一個以“民族—鳳凰彩票”為橫坐標,以“個人—時代”為縱坐標的坐標係,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每一個創造,都必須置於這樣的坐標係中加以考察”。
 
現在很難想象這樣一些聽上去平平無奇的觀點在當時引發的巨大衝擊。在此後的三十多年當中,多種《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問世,代表了學界對這種觀念的認同。近年,在各大學的文學院或中文係中,很多都實現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合流。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需要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與研究,也已成為越來越多學者的共識。
 
然而,這並不是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真的能達到陳、錢、黃三者的原初設想。將觀點與標準貫徹到文學史的寫作中去,要麵對的問題尚有許多。最明顯的如嚴家炎主持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的寫作,擔綱各卷的作者如陳平原、嚴家炎、吳福輝、錢理群、洪子誠,都是一時之選,五大卷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也早早編就,但三十多年過去,也隻有陳平原撰寫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得以麵世。據說其難點在於,陳平原描述晚清小說發展的第一卷,研究方法如“消解大家”“打通雅俗”“注重進程”“敘事模式”等等,似乎很難應用於“現代文學”(新文學)的研究。這其中的糾結,反映出的或是陳平原與學界主流之間的差異性。
 
 
“思想淡出,學術凸顯”
 
20世紀90年代末,筆者準備考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時,跟讀本科時的一些老師討論過選擇導師的問題。一位治政治學的教授極力建議筆者報考陳平原教授的研究生,他的理由是:陳平原的研究成果能夠為更多的人文社會學科共享。
 
在20世紀80年代,陳平原之聲名鵲起主要是因為他的小說史研究(尤以《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深受同行好評)。延至20世紀90年代,陳平原以《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小說史:理論與實踐》,進一步深化與拓寬自己的小說史研究,而在他的事業中,更讓知識界矚目的,應該是《學人》輯刊的創辦,那也引領了後來被人概括為“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精神生活轉向。
 
 
1991年誕生的《學人》集刊,至2000年共刊行15輯,主編由陳平原、汪暉與王守常輪流擔任。這份由日本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提供資金支持的集刊,可稱是對20世紀80與90年代之交時知識界風氣轉型的集中體現。與20世紀80年代張揚、宏大、以高談闊論為時尚的風氣不同,《學人》集刊象征著學界風氣轉為收斂、內省、以恪守規範為標尺。學界的共同偶像或曰“鳳凰彩票英雄”似乎也從20世紀80年代的梁啟超、魯迅、胡適等“思想家”,變成了王國維、陳寅恪這樣的“學問家”。
 
陳平原在《學人》等刊物上發表的論文,1998年結集為《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出版。這些論文鑄就20世紀90年代陳平原的學術形象。有評論稱這些篇章:“對於近年中國學界之注重學術史研究,起了引導的作用。”陳平原則自稱:“在我的學術論著中,這本書寫得最艱難,從1991年寫到1997年,行程竟六年有半。”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比較全麵地展現了陳平原的學術史思路,即強調“西學東漸”與“舊學新知”的雙重視角。這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注重的“鳳凰彩票化—民族化”思路如出一轍。因此它也代表了陳平原對於近代中國的基本認知:既承認西學對中國鳳凰彩票的衝擊,但又時時留意鳳凰彩票傳統內部的變革動力,以及最終“中國現代學術”得以成形的曲折與複雜。
 
比較十年前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國現代學術”兩種思路的異同,可以說,陳平原在導師王瑤去世後,接手“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這一學術工程,在其中起到了過渡與縫合的雙重作用。正是在集合同人推動“現代化進程”的過程中,陳平原對基於“新/舊文學”二元對立的“傳統與現代”敘事框架,做了很大的調整。他不再說“西學剪裁中國鳳凰彩票”,更強調“對話”而非“對峙”。換言之,以前認為的“舊”,未必就是真的“舊”,從前看好的“新”,也未必是那麼純粹的“新”。較之20世紀80年代簡潔明快的結論、痛快淋漓的對傳統的批判,這樣小心翼翼地試圖重釋“傳統”,明顯不那麼合乎追求簡明的公眾胃口。或許這也是20世紀90年代之後學術日益專業化、圈子化的重要原因。
 
 
大學不是“辦”出來的,而是“生長”出來的
 
筆者考入北京大學讀研,是在1998年9月,而那一年的5月4日,是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盛大校慶前後,也有陣陣輿論熱潮。
 
因為這一年他主編的《北大舊事》(與夏曉虹合編)與獨撰的《老北大的故事》,陳平原被眾多媒體稱為“校史專家”。他又進而出版《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國大學十講》,到2016年時,則出齊《大學有精神》《大學何為》《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大學新語》等“大學五書”(含《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此外尚有《“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花開葉落中文係》《大學小言——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等隨筆集。可以說,21世紀公眾印象中的陳平原,大多數時候都以“大學教育專家”的麵目出現。
 
 
陳平原進入大學史的契機,最初應該是1994年訪學東京大學。適逢東京大學百年校慶,相距不遠的北大百年校慶正可以與之成為一種對比。與日本大學的資料保存與研究相對完備不同,在中國,即使是北京大學,校史上也有諸多模糊不清又至關重要的問題,包括校慶日期、英文譯名、人事關係等等。之前中國研究教育史的學者重視的往往是製度史,如高等教育政策、機構沿革與變遷,還未有像陳平原那樣將一個大學的曆史置於教育史、文學史、學術史與政治史的多重脈絡中來考察的。
 
事實上,學者堅持的是對事實的還原與理解,而現實未必能包容這種對事實的探求,關於“北京大學校慶日期”的考訂就惹出了不小的麻煩。雖然陳平原隻是在考辨史實後指出:北京大學的創建日期,既非民國時期使用的12月17日(那是京師大學堂重開的日期),也非當下沿用的5月4日(那是1953年才改定的,之前隻是校友返校日),而是1898年12月30日。然而《北大校慶,為何改期?》探索校慶改期原委,並指出:“北大之修改校慶紀念日,固然有利於弘揚五四新鳳凰彩票運動,卻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其危險即在於用“價值判斷”代替“事實考據”。陳平原反問:“倘若有一天,‘五四’不吃香了,怎麼辦?難道說,另外選擇一個光榮的時刻?”他的這一係列文章後來也引發了不大不小的風波。
 
 
僅從這個細節,足以看出陳平原治教育史與別家不同。一方麵,他關注現代以來的“大學精神”。製度隻是表麵,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在創校伊始便風格不一,製度的調整隻因應各自不同的發展軌跡,也與各自不同的定位與社會影響有關,這也是通常人們說的“校格”。
 
討論抗戰時期的中國大學,陳平原也不主張僅僅拿出西南聯大這樣的高校神話,而是針對諸多內遷大學彙成的“教育奇跡”,總結出足以啟示當下高等教育的三點:“第一,以教學為主;第二,注重師生關係;第三,堅持學術標準。”
 
另一方麵,陳平原主張治教育史亦須恪守學術規範,不能急於“古為今用”。而今整個社會對於中國大學的期望與想象,都遠遠超過了大學所能承載的。諸多文章不惜美化、神化民國大學,借以針砭當下高校的“弊病”。陳平原對此有著清醒的認知:“現在有一種流行觀點,說民國大學多好多好。可以持論者必須明白,今天的中國同樣需要一種‘了解之同情’。民國大學是一種精英教育,這與今天我們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樣……當下中國大學的困境必須直麵,不是召喚‘民國大學’的亡靈就能解決的。”(《大學新語》)
 
規模講述國內大學的“故事”,由陳平原、夏曉虹合編的《北大舊事》可為代表。自此之後,大學、大師軼事紛紛傳揚。這或許實現了陳平原期許的“借助老大學故事的講述,體貼並領悟真正的大學精神”,但作為資深的文學研究者,陳平原亦深知“故事”裏雖然蘊藏著曆史與文學之張力,但同樣也埋藏著容易讓人失足的陷阱。
 
陳平原提出的“大框架不能動,小故事則多多益善”的標準,意味著對“大學精神”需要一種整體的把握,即:大學不是“辦”出來的,而是“生長”出來的,一個國家的大學,必須兼具“本土視野”與“國際情懷”,否則不是固步自封,就是邯鄲學步,百餘年來這樣的教訓數不勝數。而小故事無論真偽,體現的往往是該校師生乃至整個社會對教育理想的向往與塑形。“講故事”當然是好的,但不能根據需要編故事,也不能隻講選擇過的故事。惟其“多多益善”,才能在紛繁複雜中覓得真諦。
 
 
一手操持學術研究, 一手揮灑散文隨筆
 
2001年,陳平原在《中華讀書報》發表一則短文《有情懷的專業研究》。此文雖短,陳平原卻對自己的學術理想做了定性——相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思揚萬裏而學風空疏,20世紀90年代的“更強調學術規範”,就是要為問題的討論設置專業的門檻,使討論不致淪為低水平的感悟彙編。而隨著“專業化思想的深入人心”,“專業主義”漸漸成為塑造學界思想行為的主要力量;但那同樣又會給各種奇思妙想,甚或現實關懷帶來極大的壓抑。陳平原的理想,則是“用‘情懷’來補‘規則’的缺失”。
 
這種理想,說大一點,針對的是“邊緣”與“中心”的複雜關係:專業化有助於提升“邊緣”的對話能力,使其能漸次進入“中心”,並表現出應有的衝擊力;但對“中心”的警惕,可以保持“邊緣”的活力,不致讓“邊緣”為“中心”輕易收編,成為新的“中心”。
 
筆者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後,一次在電梯口遇到一位已退休的《文學評論》老編輯。旁人向其介紹我,說是新來的研究人員。老編輯問是誰的學生,知道答案後感慨了一句:“陳平原的學生,那是不會忽悠學問的嘍。”筆者對此事印象極深。
 
所謂“專業主義”,用處無非是提升自身的學術信譽,從而降低學術場中的交易成本,讓同行不必再費心清理論文中非學術的成分,避免種種學術不端或學術腐敗帶來的幹擾。從這個意義上說,“專業主義”仍是當前學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反過來說,近年提倡的“專業化”,同樣也衍生出大批閉門造車的論文、自說自話的會議,以及孤芳自賞的圈子。就整個公共空間而言,“專業壁壘”一是隔絕了不同專業之間的交流,造成如前述“為諸多人文社會學科共享”的例子日見減少;二是隔絕了專家學者與公眾之間的對話,專業學者隻在課題、會議與論文專著之間打轉,而公共空間的發言則讓渡給裹挾公眾情緒的“意見領袖”,這正是近十年輿論場的現狀。
 
 
 
 
陳平原很早就意識到了這種“走向封閉”的危險。他早年提倡“兩副筆墨”,即一手操持學術研究,一手揮灑散文隨筆。除了大部頭專著之外,他的《閱讀日本》《學者的人間情懷》《掬水集》《漫卷詩書》等隨筆集亦頗受歡迎。
 
1998年後,陳平原又開始倡導並踐行“第三種筆墨”,“不是專業著述,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散文隨筆,而是半學術半文章。”“希望溝通文與史、雅與俗、專家與大眾、論著與隨筆,將曆史研究的探索與寫作方式的革新結合起來,希望兼及‘文’與‘學’”。
 
在筆者看來,追求文章的兼及雅俗,還是陳平原作為一名“文人”或“公民”的自我擔當。陳平原真正為人所不及之處,還在於其從文學史專業出發,進而對大學、圖像、聲音等諸種領域的近乎全新的探索與深掘。或者可以總括一句:他對構成近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麵,都極感興趣,並努力將這種“興趣”轉化為“學問”。
 
以陳平原撰寫《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為例,自20世紀90年代末起,他選編《〈點石齋畫報〉選》,與夏曉虹合撰《圖像晚清》,為報紙撰寫專欄“看圖說書”,在晚清畫報領域確實有超過二十年的持續關注與深入研究。這種一開始可能是碎片化的、個案式的研究,一步步走來,彙成《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一書。書中牽涉從晚清到民初的畫報120餘種,重點論述其中的30多種。涉例既廣,又並非臚列種類、記錄資料,更不是囿於“講故事”,而是希望“發凡起例”,建立一種研究畫報甚至是圖像的模式,自己或旁人都可以因之為據,繼續擴展這一研究領域。因此可以說,這本著作對於曾經邊緣的“圖像研究”,是一種整體的提升,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對陳平原個人研究領域的拓展。近日,該書又入選“文津圖書獎”。
 
筆者離開北大已有十多年,也有了自己認定的治學領域,唯能時時牢記、常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其唯“有情懷”與“專業”的互補與互動乎?
 
2018年,由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三位在20世紀80與90年代之交編選的“漫說鳳凰彩票”叢書再版,筆者組織了數場讀書會。在與嘉賓、讀者的交流中,更能體味幾位老師當年的努力。他們在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種宏大構想之餘,仍要費心勞力,編選十冊“漫說鳳凰彩票”,希望借助現當代名家散文,重現近現代中國人精神生活拚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焦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但有些努力的方向與堅持的意義,仍然永恒。
 
原文刊載於《鳳凰彩票月刊》雜誌2019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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